以人类命局欧洲经济共同体观念推进全世界危害社会治理

2月15—17日,第五十五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慕尼黑举行。本次会议以“倡导国际合作,维护多边主义”为主题。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实践证明,国际合作是时代潮流,多边主义是人间正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所趋。中国与大多数国家一道,坚定不移倡导国际合作,维护发展多边主义,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逐步进入了一个格局重构和秩序重建的新时期。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过度负债的经济发展模式、民粹主义浪潮对西欧国家政治生态的威胁、世界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都给全球社会带来巨大风险,也给全球治理造成巨大挑战,高风险与深危机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的主要特征。面对新的治理环境和治理困境,全球治理体系也将深刻调整,以适应现代化潮流和全球化发展的新要求。为此,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方案,回应全球秩序变革中风险社会治理的问题与困境,展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有的世界情怀。这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理念和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重要贡献,中国将作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治理能力的建设者,积极参与引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

多边主义政治

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挑战:权力、机制与文化

全球化需要多边主义制度支撑,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近年来,随着反全球化、民粹主义思潮的泛起,部分大国对多边主义机制选择性加入和退出,使得多边主义的解释力遭受质疑。

在当今世界秩序大变革的背景下,各类风险加快积聚,全球风险社会治理面临更多新挑战。

多边主义,究其实质,是众多行为主体共同接受并规范行动的原则、准则和决策程序。参与多边主义的任何一方背离多边主义内嵌核心精神必然损伤其具体成效,而其中任何一方要在自身框架内推行自己的主张和意志也必须说服其他各方通过共同接受规则程序予以支持,才具有合法性。

首先,大国霸权导致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环境不断恶化。霸权国频繁使用经济手段进行恶意制裁,特别是对新兴经济体,不断引发地区冲突,导致世界政治、安全方面的冲突增加、风险加剧。同时,不断升级的贸易保护政策阻碍了世界经贸发展,引发市场对经济风险与危机的担忧,导致全球市场动荡和经济发展失衡,削弱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经济基础。另外,霸权国还不愿意承担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责任,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短缺也成为风险社会治理的难题。推崇“美国优先”、奉行“单边主义”的特朗普接连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等,拒绝进一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引发全球治理的供需失衡,造成全球风险社会的“治理赤字”。因此,大国霸权导致了全球经贸、政治、安全环境的大溃败,也加大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难度。

然而,实践中的多边主义表现差异悬殊,不同数量的行为主体、不同的问题领域、不同的规范、不同的形式以及领导力来源的不同,决定其不同的生命力。有的多边主义自诞生起,就从没对改善人类的命运和状态发挥多大的作用,而有的多边主义譬如联合国体系自诞生起就始终关系到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其次,治理机制失灵进一步削弱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绩效。全球风险社会最大的风险就是不确定性,在全球利益格局深度调整和秩序变迁的背景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交织,现行碎片化的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机制不能有效应对突如其来的各种冲击,治理机制失灵成为风险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面对各种“黑天鹅事件”不断出现,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机制在贸易、人权、反恐、难民、卫生、气候变化和网络空间等各个领域都面临更大挑战。更为严重的是,治理机制的失灵进一步导致了风险不断聚集,要超越和化解当前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困境,需要突破碎片化机制的障碍,建立有效的协同治理机制。

多边主义并不仅仅出于解决问题的功能主义,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学意义。多边主义都由国家和政府达成共识,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主权独立和平等,这对于维护国际法和确保国际政治民主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再次,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导致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共识的撕裂。文化共识作为一种软力量,是连接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主体的纽带,是风险社会治理的精神基石。当前,逆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冲突加剧了文化、心理层面的对撞,带来了共识消解与文化撕裂。而且,民粹主义的兴起导致国家内部的政治分裂,特别是欧洲各国大规模崛起的极右势力,严重冲击其国内政治生态,导致各种排外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逆全球化思潮导致的全球治理共识的撕裂,动摇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导致全球风险社会治理陷入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具有全球性价值共识和文化共识的缺乏对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

其实,多边主义一般是为确保主权国家承诺可信而存在,其透明化过程在国际无政府体系下对某些强权存在一定的平衡作用和防御作用,强化了遇事商量着办的组织氛围。尽管如此,实际运作过程中,大国在多边主义内部的影响力和塑造力仍体现在议程设置、规范倡导、标准制定、资金支持和能力建设等诸多方面,由此大国在多边主义内部仍然是事实上的领导力供给者。因而,多边主义内部形成了两种关系:一种是“大国—小国”有着事实上的领导被领导关系,另一种是大国和大国之间或许可以合作,或许存在激烈博弈的关系。由此,数量诸多的多边主义内部常常存在不同的谈判联盟和根据情况而不断分化的组合。这对多边主义来说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造成多边主义自身的瘫痪。

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维度:制度、价值与实践

注重效率、讲政治,一直是多边主义的核心。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各类社会运作的此起彼伏,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由精英来谈判的模式开始遭受是否正义的质疑,即多边主义是否能够容纳、整合处于边缘地带的人群?事实上,许多多边主义机制赋予了各类社会组织、跨国运动、跨国公司以及边缘人士以咨商地位,使得他们也可以参与到多边主义的决策过程中来。然而,当前层出不穷的各类问题以及民粹主义的泛起,说明这种咨商反而赋予了强者更多影响决策的渠道和工具,弱者的诉求不仅没有得到正确的表达,甚至强权内部的弱者也有了相对剥夺感。追求决策的透明度和公开性的多边主义,不但要给弱势群体提供参与的渠道,而且要在议程设定、方案制定以及监督实施方面有实效,就需保障治理资源的有效供给。小多边主义或者非正式的多边主义在这些方面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反而受到更多欢迎。

面对世界发展潮流,中国积极融入全球风险治理体系,成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于2018年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起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响。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化解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并逐渐凝聚成全球化浪潮下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精神动力和思想共识。

更好践行多边主义

首先,加强制度创新和机制改革,完善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以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推进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不断消除治理赤字。一方面,各国要融入现有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和完善治理体系。例如,针对全球网络空间风险,中国提出了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致力于共同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完善现有治理结构和制度,探索新的风险应对机制,建立权威、透明、信任的预警与监测、协调与制裁机制,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和需求,发挥超国家机构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另外,面对逆全球化的冲击,健全多层次、系统化的全球风险应对机制和修复机制,防止单领域的风险演化为系统性的全球性风险,降低突发性风险对全球社会的冲击和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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