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戴家湾、石鼓山与内江出土青铜器及陶范学术研究钻探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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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考古发掘工作的陕西省宝鸡市考古队队长刘军社说,这批青铜器组合完整、器形巨大、造型优美、铭文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从墓葬形制、铜器类别、铜器铭文、出土陶器等方面判断,墓主人不是姬姓周人,而是与周人在灭商战争中的同盟军——户姓的羌戎人,宝鸡石鼓山墓地可初步确认为户氏家族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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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11 月30 日至12 月4
日,“宝鸡戴家湾、石鼓山与安阳出土青铜器及陶范学术研讨会”分三个阶段,次第于北京、西安和宝鸡召开。本次会议由美国芝加哥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中国台湾地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办。来自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武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上海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等学术机构的30
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宝鸡戴家湾-石鼓山铜器群的基本情况、器主与族属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陈昭容教授介绍了《宝鸡戴家湾与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铜器》的编纂著录过程。该图录由陈昭容、张懋镕、李峰牵头编纂,图录收录明确可证出土于戴家湾和石鼓山的青铜器190
件,所收器物共涉及全球22 家收藏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研究员介绍了陈梦家遗稿中关于《右辅瓌宝留珍》的笔记情况。这份笔记对于确定戴家湾青铜器的归属、尺寸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刘军社研究员介绍了宝鸡戴家湾铜器群的基本情况。他认为,戴家湾1901
年墓最显著的器物是以鼎族、雨族为主体的家族墓地。他认为戴家湾·斗鸡台墓地是姜戎族群的墓地。宝鸡市考古工作队辛怡华研究员认为1927
年发现的戴家湾M16
墓主应该是跟随周公东征的将领,墓主与周公家族有婚姻关系。墓主所出的鲁侯熙鬲是晚辈鲁侯熙为墓主送来的賵賻助葬器物,墓主当与周公家族联姻。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丁岩副研究员对石鼓山M4
的级别进行了分析。认为从规模上看石鼓山M4
墓主当低于同时期带墓道大墓的墓主,而就长方形竖穴土圹墓的墓主比较来看,似乎略低于曾侯夫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雷兴山教授阐述了自己对石鼓山墓地的认识。他认为在商周之际的非商文化区内,凡是一个墓葬中有多个族徽的,其墓葬年代必然进入西周。他指出石鼓山墓地族属之争,实际上就是先周文化探索之争,具体而言就是高领袋足鬲的族属之争。他认为石鼓山墓地的墓主是姬姓周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董珊副教授则对宝鸡石鼓山与洛阳马坡出土的臣辰铜器进行了专项分析。他认为石鼓山M3
六号龛铜盆与三号龛铜爵上原先被释为“曲”的铭文,应该释为“辰”。
宝鸡戴家湾-石鼓山铜器群的工艺特点、年代与产地
石鼓山墓葬出土铜器的年代判断,是戴家湾-石鼓山墓葬研究的核心问题,学者之间的看法分歧较大。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天恩研究员认为石鼓山墓葬出土铜器铭文有三类——范刻、范塑和模刻。从铭文铸作工艺看,石鼓山墓葬的铜器应该还是来自于殷墟为代表的晚商青铜铸造工业。上海博物馆廉海萍研究员认为从铸造技术看,石鼓山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大部分都采用了安阳的技术传统,仅有两件器物和安阳的技术传统不太一样。她还介绍了石鼓山户卣盖泥芯的检测分析结果,即户卣泥芯分析结果最接近安阳组,而与李家、侯马组差别较大。陕西师范大学张懋镕教授从铜尊、卣的形体、纹饰、局部变化入手,认为石鼓山出土的卣、尊仍应该是西周早期的工匠模仿殷墟铸铜作坊的产品制作的。
上海博物馆周亚研究员专门分析了大都会博物馆藏、天津博物馆藏和石鼓山M3
出土的三件大型青铜禁,从规格大小、器壁镂孔情况、纹饰装饰、内壁加强筋设置、禁面放置器物的痕迹等多个角度对三件铜禁进行了对比。
武汉大学张昌平教授认为,铜器的相对年代不可绝对化定位,朝代更替不等于物质文化的变更,但是朝代更替可能引发某些物质文化因素的兴废。他系统对比了目前已知的凤鸟出戟卣,认为石鼓山禁、户卣属于西周时期的产品。他从艺术史的研究方式分析了戴家湾-石鼓山铜器群的纹样特点和风格。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黄铭崇研究员对戴家湾-石鼓山铜器群的器主进行了讨论。他重申了西周初年“分器”理论的可能性,认为“分器”可能是有一套规则的。商周鼎革,有大批晚商青铜器、玉器会落入西土集团之人的手中,最后埋入周系贵族的墓葬中。从纹饰装饰风格、器形的成套观念、器类组合都显示出,戴家湾-石鼓山铜器群应该是安阳铸铜作坊的产品。
晚商铜器的生产 由于殷墟孝民屯遗址H31
所发现的凤鸟纹卣范、直棱纹范等关键证据,所以很多学者认为戴家湾-石鼓山青铜器群有可能在殷墟就已经被铸造,或者在进入西周纪年后,孝民屯铸铜作坊仍在持续生产。
芝加哥大学李永迪教授对这一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孝民屯东南地所获陶范和戴家湾-石鼓山铜器群有关的单位年代集中在殷墟四期。从陶范看,孝民屯东南地作坊可能能生产大小两种棱戟卣、高扉棱直棱纹加龙纹鼎和直棱纹龙纹簠,但数量不多。作坊内发现的方座器物范数量较多,但根据出土的范复原的器物都比石鼓山出土的铜禁小。从现有材料看,更合理的诠释是,孝民屯东南地作坊的年代下限可能已经进入了西周。
“中研院史语所”内田纯子研究员则对孝民屯铸铜遗址单位与陶范纹饰进行了专项分析。通过对孝民屯2000-2001
年度和2003-2004
年度两次发掘的区域部分单位的专项统计,认为孝民屯作坊中,可能存在着根据产品种类差异的分工和作坊的早晚搬迁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岳占伟副研究员认为殷墟晚期青铜器没有衰落,而是发生了重大变革,出现了向明器和实用器两个发展方向前进。但是后者的装饰风格却有两种,一种是沿传统样式继续发展,在铸造技术上没有太多进步,有衰落的趋势。另一种风格则是耳目一新,较以前的器物更加厚重,纹饰更加繁缛,造型奇特。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岳连建研究员认为,按照一般逻辑,文化的变化是渐进式的,而不是突变的,所以商周之际的铜器分期与断代的研究难度会比较大。但将考古类型学、地层学及古文字学、装饰花纹的细部观察相结合,可通过确定标准器的方式,对商末周初的铜器进行断代。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种建荣研究员介绍了陕西清涧辛庄村遗址新发现的晚商时期陶范。这批陶范年代相当于晚商时期,文化面貌属于李家崖文化。据此可知,陕北地区铜器来源可能大部分来自域外间接或直接输入,但部分属于本地造。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苏荣誉研究员对晚商西周时期的扉棱先铸青铜器进行了专门分析。他认为戴家湾-石鼓山铜器群中的四耳簋扉棱分铸,技术起源很早,是有着强烈地域工艺传统的技术,可能和南方铜器生产体系或风格有密切的关系。
商周之际的文化变革
戴家湾-石鼓山铜器及石鼓山墓葬,不仅仅体现了铜器生产和技术上的商周差异,更是商周之际文化变革的缩影。本次会议中,部分学者以石鼓山墓葬的新发现为线索,探讨了商周文化的变革与异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牛世山副研究员从文献、物质文化、殷墟及周边的晚商文化与西周文化的传承与革新三个角度梳理了先周历史和周人灭商的过程。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唐际根研究员介绍了殷墟道路、水道的新发现,和殷墟四期的墓葬随葬品的变化。他认为,商末周初的殷墟在聚邑布局与墓地两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殷墟在西周初年并未全面废弃。从逻辑上讲,石鼓山的铜器很可能都是安阳所造。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岳洪彬研究员认为,近些年在大司空、郭家庄和西区的新发掘却显示,殷墟时期实际上居葬是在一起的。因此,殷墟实际上是不同的聚邑在同时扩张发展,发展模式如同不断扩张的气泡。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雷兴山认为,殷墟聚族而居聚族而葬,但居葬杂处,居葬合一。因此应该注意遗迹功能的相关组合,因为不同遗迹经常性的组合在一起,可能就有时代特征或者文化指标性意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系统梳理了商周之际的族墓地。他认为,晚商与西周时期的族墓地,大致可以框定晚商、西周时期文化分布区域的边界。同时,商周时期部分墓地跨商周两代,从中可以看到周初大规模移民情况和商周两代葬俗的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助理研究员系统梳理了商末周初乐器、车马器作为随葬品的商周墓葬器用制度差别。
西周铜器与社会专题研究
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讨论了师望鼎的铸造问题以及铭文对于西周社会的意义。
哥伦比亚大学李峰教授以《西周青铜器制作中的另类传统》为题,以琱生诸器的年代与制作讨论西周青铜器的生产系统问题。他认为,琱生诸器对西周青铜器生产系统的启示是,以家族为核心的铸造传统应该是存在的,诸侯各国都能自己铸造铜器。因此即便在周王畿地区,青铜器的铸造也不是很统一的。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任雪莉博士从石鼓山新出四耳青铜簋出发,对西周时期的四耳青铜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她认为四耳簋主要流行在成康之际,穆王以后很少见,昭穆锐减。在地区分布比较平衡。从装饰风格看,只有连续的且不具方向性的纹饰,最适合四耳簋。本次大会除主题发言外,会议预留了较为充分的圆桌讨论与提问互动时间。与会代表与旁听参会学者就关于孝民屯铸铜作坊的年代及晚商时期铜器铸造的相关问题;关于如何从考古学物质文化材料判断商周分界;如何判断墓葬的等级与墓主身份;技术革新与造型、装饰变化的互动关系;铭文对于商周社会的意义等学术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5年12月18日 第6版)

西泠印社 2017
年秋季拍卖会“中国历代青铜器专场”中有一件珍贵的拍品——德师盂,系民国时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旧藏。青铜盂平唇口沿,深腹,近底内敛,下有高圈足外撇。颈部有高浮雕龙首,双角折卷,占整个头部一半。两目呈“臣”字形,嘴部简化。以龙首为中心,对称分布浮雕爬行龙纹,头部相对,上顶尖角,下有一小足。背部弓起,尾部岔分两向,其一前勾卷曲,另一蜿蜒至地复又内卷。腹部装饰百乳雷纹,亦称斜方格雷乳纹,鼎、簋和罍的腹部常以之为主要纹饰。图案呈斜方格,每一格边缘作云雷纹,中间有一乳突。百乳雷纹盛行于商代中期、晚期直到西周早期。商代的乳突圆润平坦,西周的则长而尖锐。高圈足上装饰三组对称的爬行龙纹,造型与颈部相同,只是没有高浮雕龙首。盂纹饰较浅,显然经历了大范围的除锈,器身变得纤薄。光亮的皮壳,当是烫蜡所致。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中记载:
“干嘉以前出土之器,磨砻光泽,外敷以蜡。”此法可使青铜器更好的保存,流程是将古铜器先行清洗,用酸梅膏糊清除铜锈,后用兽皮打磨表面,抛光以后涂蜡保护。而盂的底部,保留了原始的锈色,层次丰富,沁没入骨。这种部分清理的现象,见于晚清民国时期。

   
陕西宝鸡是周人的发祥地,世有青铜重器出土,为古代中国的青铜时代研究提供了重多的标准器。专家认为,此次户氏家族墓地的首次发现,不仅填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丰富了宝鸡地区商周封邑的分布区域,更为研究古代中国的族群关系和家族文化史的发展等提供了新资料。

我认为德师簋铭文值得怀疑,首先这种商末周初时期的盆式簋通常没有铭文,即使有铭文,也常常是一个族徽或族徽加日名,没有超过十个字的。再从字体来看,商末周初时期的金文笔划肥硕,多波磔,整体布局错落有致,金文横竖行排列不是很整齐,德师簋铭文笔划较细,笔划没有肥笔的特点,横竖排列整齐,是西周中期才有的特点。仔细查看德师簋铭文中的每一个字,字体拙劣,字口较浅,一望即可知其为伪。“德师”,名字也比较怪异,金文中的人名一般都是职官名称加上私名,正确的称呼当是“师德”,金文中师加私名的例子很多,如师同、师旗、师
、师卫、师望等,“德师”这种名字不类。“隹王八月”没有王年,后面也没有月相干支记日这样的时间。“德师易三十贝,用乍宝尊彝”里面没有主语,赐三十贝,这样的句子也很怪异,商末周初赐贝一般都会说多少朋。

   
据介绍,青铜器上发现的铭文虽然字数不多,但信息量大。涉及的族徽有鸟、正、万、户、冉、曲、单、亚羌等,涉及的人名以日名为主,有父甲、父乙、父丁等。虽然该墓涉及日名、族徽器物众多,但墓主人只能是其中之一。由于日名是对过世之人的称谓,一般是天干字前加上亲属的称谓,在商代最为流行,但姬姓周人是不用日名和族徽的。由此判断,这座高级贵族墓凡涉及族徽与日名的器物,都是非姬姓周人的。

石鼓山周墓 2012—2014
年,在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石嘴头村所在的石鼓山上,发现一处西周早期高等级贵族墓地,四座墓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青铜器,为研究西周早期青铜器的形制特点、商末周初宝鸡市区贵族采邑和政治地理格局提供了重要依据,是近年商周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

   
刘军社说,在众多青铜器中,“户”族器物是首次发现,其中两件户卣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次应属一对列卣,户彝则是目前发现商周方彝中体型最大的一件。三件户氏青铜器放置于大型铜禁之上,处于墓室北壁正中,属于最突出的位置。从摆设情况看,铜禁上放置户彝、户卣(大)、禁(小)、户卣(小,置于小禁之上)和斗。这六件器物为一组,由于摆放位置显赫,我们推测这一组器物应当是墓主人的器物,也就是说这个“户”就是墓的主人

从整体的形制和纹饰来说,它最接近宝鸡石鼓山三号墓所出的盆式簋。石鼓山三号墓所出的盆式簋时代属于商末周初,这种形制和纹饰的簋是商末周初典型的器形,所以这件德师簋的相对年代也应该属于商末周初。

   
刘军社认为,扣除与日名相关的青铜器物,初步判断属于墓主人的器物共15件,分别是禁、户彝、户卣、斗、扉棱鼎、乳丁纹鼎、觯、盆式簋、方座簋、双耳簋等。那么,其他族属的器物为什么会出土于户氏家族的墓葬?其实在西周前期墓葬随葬的青铜器中,除墓主的铜器之外,普遍还有更多的铜器不是墓主的。一般认为是通过战争掠夺来的,也就是武王灭商战争中的战利品和传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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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亚羌父乙罍摆放的位置看,紧靠铜禁,与户器紧靠在一起,也处于显要位置。“亚羌父乙罍”主人虽然起名依照商人,但其族属无疑是羌族。“亚羌父乙罍”的位置与户器关系密切,可能表明他们是同一个族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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